同样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轴心国、侵略者和战败国，在对待战争罪责的反省和历史清算上，公认的是德国比日本更为积极。然而，即便是在德国，对于纳粹统治和德国人有罪/无罪的认识仍旧长期存在分歧，清算历史经历了一个漫长又艰难的过程。
日本学者对马达雄的《希特勒的逃兵：背叛还是抵抗，德意志最后的禁忌》（后简称《希特勒的逃兵》）一书聚焦于德国国防军逃兵路德维希·鲍曼（1921—2018）的复权过程，从一个小的切入口揭示了这一点。
《希特勒的逃兵：背叛还是抵抗，德意志最后的禁忌》[日] 对马达雄| 著，陈瑜| 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24年12月
一、不被承认的纳粹抵抗者
路德维希·鲍曼于1941年2月应征入伍，被派到法国的德占区波尔多。在军队中，鲍曼结识了同乡一等水兵库尔特·奥尔登堡。入伍第二年，鲍曼和库尔特决定一起逃跑。
鲍曼的逃兵行为不是个案，纳粹德国存在严重的逃兵问题。对马采用军事史学家曼弗雷德·麦瑟史密特的统计数据指出，从1939年9月开战到1945年5月停战，德国国防军中的逃兵有30万人，其中，13万人被逮捕，3万5千人被判死刑，2万2千至2万4千人被处刑；超过10万人被送进惩戒集中营和军事监狱，最终活下来4千人。而美军逃兵为2万1千人，被判死刑者为62人，实际处决仅1人。
为何德军中会出现如此众多的逃兵？首先不难想见的原因是，战争末期，德军节节败退，看不到获胜希望的德军士气崩溃。其次，二战东线的苏德战场极为惨烈，不仅冬季严寒、环境恶劣，残害俘虏、虐杀当地无辜百姓的事件亦层出不穷。
再次，也有因盗窃、暴行和杀人等犯罪，为了逃避惩罚而逃跑的士兵。希特勒为了防止士兵逃跑，主张设立“严格实施死刑的军法”，对抓捕的逃兵进行军事审判，在战争末期允许就地枪决逃兵，甚至对逃兵家属追究连带责任，这反而使得逃兵问题加剧。
不可忽视的是，德军逃兵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因为看清了纳粹的可耻罪行，不愿成为其帮凶，为了反抗纳粹而逃跑。鲍曼和库尔特便是其中的代表。入伍第二年的一个休息日，两人前往士兵影院看电影，在电影开始前播放的新闻报道里得知国防军打算冻死、饿死三百万苏军俘虏，他们终于清醒地意识到自己不能成为战争的帮凶。
基于对人最基本的同理心和“不想杀人”的朴素愿望，两人决定一起逃跑。然而，两人逃跑失败，被判处死刑。后经父辈的斡旋，他们获得了减刑的机会。两人在军事监狱被折磨了8个月后，被编入专为精英部队抵挡枪炮的惩戒部队“第五百缓刑大队”，被派往整个战线最恶劣的苏德战场，如果他们能在枪炮中活下来就减刑为12年。库尔特在战场战死，鲍曼虽身受重伤，但被军区医院收治，战争结束后回到了故乡汉堡。
然而，像鲍曼这样主动脱离纳粹的逃兵在战后却陷入被污名化、长期遭到不公对待的境遇。战争带来的精神创伤长期折磨着鲍曼，逃兵的身份亦令他持续遭到世人的辱骂甚至殴打。由于逃兵被视作懦夫、叛徒和罪犯，他既领不到政府的补偿金，也没有养老金，被国家，亦被社会抛弃，没有任何尊严可言。
深陷多重困境的鲍曼无法过上正常人的生活，他自暴自弃、挥霍钱财、沉溺于酒精。这种境遇与反纳粹政变“7月20日密谋案”的参与者截然不同。在二战结束后，“密谋者”逐渐被重新评价为“反纳粹英雄”和德国的象征。在1952年3月的“罗马厅审判”中，黑森州检察长、犹太法学家弗里茨·鲍尔把“7月20日密谋案”定性为反纳粹抵抗，“密谋者”在法律上的罪名被撤回。
为反纳粹军队高官和社会精英平了反的鲍尔亦希望为反纳粹的普通市民平反。但当时司法界的普遍态度是“只有精英阶层才有权反抗希特勒”，对此鲍尔批评道：“对于只能被动接受暴力统治的人来说，他们的义务仅限于消极抵抗、不作恶和不参与非法行为，这是基本的原则。不可能要求所有人都积极抵抗。”
鲍尔的“消极抵抗”也可以理解为王升远笔下的“弱者的抵抗”：“面对这种极端语境，天人交战之下实则难有良策。变成一只猪在现实意义上终不可得，于是逃亡他国似乎成了弱者唯一的抵抗选项。”（王升远《弱者的抵抗——从宫崎骏的〈红猪〉到雅斯贝斯的〈罪责论〉》）但鲍尔的观点无人问津，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才被绿党议员乌尔里希·雷斯塔特继承，但仍然遭到强烈反对。
二、被遮蔽和重塑的历史真相
为何逃兵的行为不被认可为抵抗？为何纳粹倒台了，但在纳粹“恶法”的框架下做出的判决仍然有效？是什么阻碍了为逃兵等纳粹司法的受害者平反？这些其实是纳粹极端恶如何被认识、如何及时止损的问题。
二战结束后，德国实施的铲除纳粹主义、非军事化和民主化的改革并不彻底。在纽伦堡审判裁决纳粹主要战犯后，德国人中间渐渐形成不能再继续惩罚德国的将领、士兵和军队职员的意识和氛围。在阿登纳等保守主义政治家的煽动之下，德国人的受害者意识日渐浓厚，所有罪责都被归结到希特勒及其党羽身上。这样的社会风潮为纳粹党员和军事司法官重新走上政治舞台的中心提供了土壤。
此外，新政权的权力真空期，阿登纳大量启用有行政经验的原纳粹高官和党员，1955年新生的德国联邦军亦从原国防军中吸纳人才。原纳粹官员纷纷重返机关的专业职位，主导着战后政局和司法界。对马在文中援引的《罗森堡报告》（2016年）数据显示，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为止，在多数司法机构中，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官员都曾是纳粹党员和突击队队员。可以说，从二战结束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德国对纳粹的批判随着国内外局势的变化经历了一场滑坡。
重返司法界的原纳粹军事司法官们致力于打消社会大众对纳粹军事司法的负面印象，为了维护纳粹军事司法的正当性、洗脱军事法庭的罪名，他们团结起来，成立由原军事法庭司法官和原军事法律专家组成的互助组织，帮助战时同事复职，谎称纳粹时期的国家军事法庭坚持独立裁决并公开执行军法。
战后作为军事司法的权威而声名远播的埃里克·施温格甚至编撰了一部被视作“纳粹军事司法权威正史”却充斥着谎言的著作《纳粹时代的德国军事司法》（1977年）。战时一代的原纳粹官员控制着战后联邦德国的司法界，垄断了关于纳粹军事司法的知识，并试图改造民众对纳粹军事司法的历史记忆，他们原本必须承担的罪责随之一笔勾销。
纳粹军事法庭的实情长期被遮蔽，任何关于重新评价国防军逃兵的讨论都被压制，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没有任何平反的机会和可能。这就难怪在德国投降后作出对士兵死刑判决的司法官会被宣判无罪，以及大多数纳粹军事司法受害者提交的补偿申请会被驳回了。逃兵等纳粹军事司法受害者的名誉问题也因此成为德国“最后的禁忌”。
对马认为，要判定军事法庭对鲍曼等人作出了不当的判决，必须看清很多被当作正确无误的观念、想法根本是谎言。这还需要社会形成普遍的历史共识，承认希特勒发起的战争是“侵略性、灭绝性的战争，是纳粹德国犯下的罪行”。事实上，这花了超过40年。
三、“知识抗争”的胜利和可能
二战结束近40年后，年过半百的鲍曼从惨淡的人生中振作起来。他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参与和平运动，1990年牵头成立“社会法人全国纳粹军事司法受害者协会”（以下简称“全国协会”），致力于为逃兵和其他纳粹军事司法受害者复权。这条复权之路艰难而曲折，持续了近20年，最终取得胜利。
对马在书中肯定了世代交替、东西德统一、新兴政党等政治因素及大众层面价值观的转变对复权运动的推动，但这些因素更多是作为运动的时代背景来进行描述的，是鲍曼口中成熟了的时机，他更强调的是“知识抗争”的重要性。
他在序言中写道：“我写作本书并不仅仅是为了叙述鲍曼的一生如何壮烈。历史学家以及相关学者与鲍曼和其他历史见证人长期合作，揭露了纳粹军事司法的真实面貌，最终促使社会认可这些曾被定罪的人，甚至改变了现代德国的历史政策。本书的目的正是记录这个世所罕见的成就。”
对马所谓的学者与历史见证人的合作首先是指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揭露纳粹军事司法和国防军真相的学术研究著作相继问世。包括卡塞尔大学政治学家约尔格·卡姆勒在逃兵和军事司法领域的先驱性著作《“因厌倦了杀戮而投降……”——少数拒绝和反抗的卡塞尔士兵（1939—1945）及相关资料》（1985年）。
由曼弗雷德·麦瑟史密特和企业家弗里策·维尔纳合著，旨在根本性地否定“权威正史”的《尽忠于纳粹主义的国防军司法——神话的崩塌》（1987年）；维尔纳披露纳粹军事司法史实的《纳粹军事司法和惨痛的历史记述》（1991年）；麦瑟史密特之作、标志复权运动获得全面学术支持的《国防军司法1933—1945》（2005年）；弗莱堡大学现代史教授沃尔弗拉姆·韦特研究战时反叛罪的《最后的禁忌——纳粹军事司法和“战时反叛”》（2007年）等。
学术研究揭示的真相是鲍曼的活动得以真正深入人心、产生实质性效果的前提。对马直言，如果没有同专家的合作，复权毫无可能。鲍曼下定决心成立“全国协会”亦离不开麦瑟史密特的鼓励。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公众对国防军逃兵还存在根深蒂固的反对和厌恶，要站出来举起复权之旗考验着逃兵们的决心和勇气。
麦瑟史密特对鲍曼说的一句“我想我可以助你们一臂之力。但如果你们自己没有意愿行动起来的话，那么我也爱莫能助”推动了鲍曼走出复权运动的第一步，也开启了两人20余年的合作。麦瑟史密特还组织了一个包括学者、记者、纪念馆馆长在内的专家团体，作为顾问协助鲍曼的运动（协助开办展览；陪同鲍曼前往政府机关和议院陈情，并发言支持鲍曼的主张）。麦瑟史密特之后还有第二代、第三代年轻学者陆续加入其中，他们也因此被誉为“积极行动的学者”。
鲍曼在与议院进行艰难斗争之时，还积极在议院外寻求改变局势的办法。例如，为了让更多人了解逃兵问题，鲍曼一直积极接受媒体的采访；每隔3个月就会来到不来梅中央站向即将服兵役的青年讲述过去；鲍曼和麦瑟施密特还通过不懈的努力获得了拥有两千万名信徒的德国福音教会（EKD）的理解和支持，后者的施压促成了联邦议院作出有利于逃兵复权的决议。随着越来越多知名媒体报道，鲍曼这一名字成为“希特勒的逃兵”的代名词，纳粹军事司法和其受害者的实情逐渐广为人知，支持复权的呼声日益高涨。
在中国的语境下，我们可能更关注的是日本学者对本国战后清算的态度。尽管对马有意避免在书中谈及日本，但字里行间无不是对日本的映照、比对和自省。后记中，对马提及由NHK采访组和北博昭编写的《战场上的军事法庭——日本士兵为何被处决》（NHK出版，2013年）一书。
该书通过战时法官留下的内部资料、证言录音、日记，及对当事人和遗属的采访揭示出二战时期日本军事法庭的残酷和不公，而那些以逃兵罪被处刑的士兵的罪名在战后没有被撤销，遗属也背负着“国贼”的骂名，甚至在战后80年的今天，这依然是一段被尘封的历史和日本社会的“禁忌”。
对马坦言：一看到每况愈下的现实世界，多少还是希望在书中表达自己的忧思。冷战结束后，日本的政治趋于保守，市民团体和知识精英已很难阻止日本政府在战争责任问题上的滑坡，尤其在2015年的“安倍谈话”后，对战争责任的回避和遗忘渐成主流，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知识抗争”显得愈发无力，此类揭露战争真相的研究著作亦愈发稀缺（由于军部销毁了大量战争实录资料，因此收集资料难是又一问题）。
一名日本学者对作为“他者”的德国的关照，终究比不上对本国的检讨更显力度。遗憾的是，对马表现出了对该书的兴趣，但只是点到为止，或许反映出日本当前在战争责任问题上的政治舆论空间之逼仄（日文版于2020年出版）。
由此观之，对马写作此书不是要评价德日战争反省的整体差异，而是试图通过剖析具体的成功清算案例找到可资借鉴的方法，并重申“历史看门狗”的责任和向知识界发出诚挚的邀请。因此，对马的记录和写作本身亦可以看作是一种日本语境中的“知识抗争”，只是稍显无力，但或许是战争亲历者渐渐逝去的当下，将战争记忆和历史真相传承下去的为数不多的一种可能。
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但法西斯种下的恶和法西斯主义本身并未随之消亡。历史清算的过程固然漫长且艰难，但不能因此停止探明真相的脚步，更不能失去直面真相的良心和勇气。而这，需要像鲍曼这样的一个又一个普通人的努力和坚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