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坑外企的印度，又将矛头对准了中国企业。今年，保变电气以约 1.37 亿元人民币的价格，向印度阿特兰塔电气有限公司转让其在印度子公司的 90% 股权，交易完成后便完全退出印度市场。保变电气 2016 年满怀雄心在印度设厂，本想凭借顶尖的特高压技术在印度市场占据一席之地，却没想到六年时间里工厂年年亏损，累计亏损上亿元，最终只能以 “白菜价” 出售，还可能让印度 “顺手” 学走了中国引以为傲的特高压技术。
保变电气在特高压变压器领域堪称世界顶尖，其掌握的核心设计以及绝缘材料、高压绕组等关键技术，拥有上百项专利，参与了中国 90% 以上的特高压工程建设。特高压技术对电力系统而言，就如同给国家电网装上了 “超级高速公路”，技术难度极高。
中国高端技术被印度 “偷师” 并非首次。2024 年，塔塔钢铁的 2 号高炉顺利出铁，这座号称 “世界新建最大” 的高炉，采用了中冶赛迪的独家技术，如煤气干法除尘和水渣转鼓工艺，这些技术能让炼铁过程既省煤又环保，全球没几家能掌握。中冶赛迪帮塔塔钢铁设计、建造并提供后续技术支持，使印度钢铁产能提升至 1.54 亿吨 / 年，逼近中国产能的 15%。可半年多后，印度突然翻脸，宣布对中国部分进口钢铁产品征收 12% 的临时关税。这种 “以技术换市场” 反遭 “白眼狼” 对待的情况，让很多国人觉得是 “养虎为患”。
“偷师” 的天花板：技术落地与产业化的难题
印度企业在 “偷师” 中国技术的过程中，暴露出一个根本性短板：即便学会了某项核心技术，也往往难以真正落地或实现产业化，这背后是一整套工业技术体系能力的缺失。
以高炉制造为例，高炉炉胆需要承受 1700°C 的高温，耐火砖就像高炉的 “皮肤” 和 “骨骼”，要扛住几千吨焦炭和铁矿的冲击。中国的耐火砖采用高纯莫来石砖、镁铬砖、刚玉质整体浇注料等，杂质极少，能做到泡在酸里不碎、烧几个月不裂。而印度的耐火砖杂质繁多，像劣质芝麻酱糖，寿命比中国的短一半还多，不仅换炉频繁，还会导致炉温升不上去，产量受限。这看似小小的耐火砖，实则考验着一个国家在精密材料方面系统化的技术、设备与工艺标准，印度在这方面存在明显不足。
在特高压技术上，印度的工艺与材料也难以达到要求。造 ±800kV 的变压器需要高纯度电工钢，硅的掺入量要精确控制在 2.5%~3.2%，稍多稍少性能就会劣化。但印度炼钢工艺控制粗糙，连千分之一的精度都难以保障，本地钢企几乎做不出 50H120 高等级硅钢，几乎都得靠进口。印度最好的电工钢铁损通常在 1.8W~2.2W/kg，比中国差了整整一个时代，而 50H120 在日本、宝钢、鞍钢等顶尖厂家眼里，已是高端变压器的基本门槛。
高端变压器用的多层纸包铜线，看似简单的 “铜 + 纸”，实则是极限级别的手艺活加材料科学。铜线之间必须绝缘极好，每一层都要包得均匀、贴合、无气泡、无裂纹。中国早已用上自动包覆机技术，采用全闭环控制、激光纠偏 + 微调喷胶系统的设备，误差控制在 ±0.03mm 以内。而印度企业很多还在用手工加经验的方式，甚至一个换班后，纸包质量就忽上忽下，手汗、角度等因素都会影响质量。
坑人背后的逻辑：无奈的 “最优解”
很多人认为印度一次次坑外企是短视行为，迟早会让外资不敢再来投资。但从印度政府和企业的角度来看，这其实是他们在目前条件下能找到的某种 “最优解”，因为印度已经失去了通过 “正常” 途径实现工业化的可能，不得不走歪门邪道。
印度无法 “正常” 工业化的原因复杂，其中两个较为重要的因素是社会资源的抽取能力和全球工业化的窗口期。二战后，整个亚洲只有中国、韩国等少数后发国家完成了工业化，韩国还是在美国帮助下完成的，可见后发国家迈入工业文明并非易事。工业化需要原始积累，西方通过殖民掠夺完成，中国则通过对内艰苦奋斗、农业和工业的 “剪刀差” 完成。这需要有本事牺牲一部分社会利益，让资源流向制造业和重工业，背后必须有强制性的产业规划。
但印度搞不出 “强产业规划”，根源在于国家更像一个妥协平台，核心机制是 “协商式、妥协式联盟政治”，各个邦的地方势力拥有强自治权，极大拖累了资源集中和协调效率。比如苹果 2019 年在印度建 iPhone 产线，富士康工厂设在泰米尔纳德邦，零部件供货商分布在其他多个邦，邦与邦之间运输协调混乱，高速通行要不同通行证，缺个公章零件就被卡在路上，苹果被逼得专门设 “运输护送部门” 保护芯片过境。在这种情况下，没人能 “拍板” 牺牲局部服务长远目标，导致遇到 “削肉补铁” 的工业化事就拖延，遇到 “杀肥羊赚钱” 的坑外企事就全体出动。
此外，全球工业化的 “时间窗口” 也已不再允许印度进行全面工业化。有人觉得苹果把部分 iPhone 生产线转移到印度，印度 “时机” 来了，因为印度市场大、人多便宜、英语精通。但真正的 “工业化窗口期” 是世界缺产能、缺代工，急需填补的历史性阶段，比如中国 2001 年加入世贸时，全球制造业往外溢出，中国有农民工、土地、开放政府和制度耐心。而 2015 年后，全球制造业 PMI 下行，工业能力从 “稀缺资源” 变成 “过剩资源”，且 AI 与自动化时代到来，未来产业链不再需要那么多人，不缺产能缺的是高质量、系统性制造能力。西方来印度建厂只是找 “备胎”，并非认定印度。
中国的对策：因地制宜与全球化战略升级
在 “结构性缺陷” 加 “错失窗口期” 的背景下，印度正常工业化之路无望，于是集体坑外企、强夺技术成为其 “国家投机行为”，还被看成 “振兴民族工业”，政府靠此捞选票，企业借民族情绪拉高股价。这种情况下，中国不能再对印度抱有幻想，有人建议对提升印度基础设施能力的关键设备出口、重大项目投资慎之又慎，劳动密集型产业尽量转移到友好国家或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
但友好国家或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的工业和基础设施往往比印度弱，运营成本可能更高、效率不理想。比如越南制造业占 GDP25%，但高端制造能力有限，电子产业靠三星、富士康撑门面，70% 零部件靠进口；印尼除镍矿外工业底子薄，2023 年精密设备进口依赖度 80%；巴基斯坦电力短缺严重，2024 年平均每天停电 4 小时，这些国家基础设施和配套短期内难跟上中国企业需求。
不过中国有应对之策，主要策略是因地制宜、分步走，初期带自己的供应链过去，让中国供应商 “抱团出海”，减少对当地供应链依赖。发动龙头企业加上下游中小配套企业打包进入目标国，形成 “微型东莞”，就地建立从模具、注塑到物流的完整产业园，这在埃塞俄比亚华坚工业园、泰国中资园区、老挝赛色塔园区已有试点成功经验。
这种策略本质是全球化战略升级，因为制造业全球化范式已变，劳动力红利退潮，AI 与自动化崛起，流水线人力不再是优势。中国不能只找 “便宜又听话” 的国家外包苦累环节，而是要组建能长期打仗、一起迭代成长的团队。在全球产能过剩情况下，“谁造得便宜” 不如 “谁能整合系统”，中国已从 “制造外溢” 初期国家成为产业链主导者，产业出海要升级为让 “搬出去” 的生产变成 “联合迭代、不断生长” 的小系统。
结语：不同路径背后的民族精神差异
中印在全球化与工业化道路上走出截然不同路径，从浅看是工业实力、制造业水平竞争；往深看是国家制度、政策较量；再深看是两个民族在自我觉醒道路上，面对屈辱、痛苦的截然不同记忆与态度。
印度应对全球化时，表面拥抱开放，骨子里有 “殖民后遗症式” 不信任感。18 世纪起印度被东印度公司这个资本公司加殖民官僚的 “混合体” 统治，王公贵族、地主、工匠、商人都被玩弄，丧失主体性与自主判断力，集体记忆是 “外来者掌控资本就会压榨我们”，所以欢迎外资却总担心 “再被控制”，焦虑在扯皮、拆台、反复横跳中暴露。
而中国路径不同，近代经过百年反抗，形成 “苦难 = 觉醒” 的民族叙事，印度缺乏这一集体锻造过程。这种苦难和斗争历史让中国人相信 “即使暂时吃苦，终究会站起来”，改革开放时不是 “忘了殖民”，而是 “把开放转化成追赶的动力”，吃苦耐劳、对标学习，目标是做工业强国，先认命再翻身。这种民族精神的差异，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两国在工业化道路上的不同命运。印度想靠 “偷师” 和坑外企实现 “印度制造”，恐怕难以如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