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至2022年，我密集且热烈地参与公共事件讨论，可喧嚣过后，却发觉自己的思考路径日渐枯竭。近几年，人们愈发熟练地从社会结构视角，解读个人与社会困境的根源——能清晰指认结构性不平等，区分强势与弱势群体、特权与歧视，也熟知心理创伤与各类心理疾病的概念。

从社会议题讨论的层面看，这无疑是一种进步，但我为何反而感到思考失去了生机？答案渐渐清晰：很多时候，这些“进步”的讨论并未催生更开放包容的环境，反而加剧了对个体的激烈指责与批判，甚至成为驱逐、否定个体的借口。

心理学科普亦是如此。它本应让社会更包容心理问题，却沦为部分个人与机构（如学校、企业）筛选、淘汰他人的工具；在公共事件讨论中，心理疾病与创伤更常被异化为武器——既被肆意用来攻击被认定为“恶人”的人，也被当作免罪金牌，阻碍人们对深层问题的追问。我们一边用先锋概念与科学知识追求正义，一边却以“正确”和“正义”之名，筑起了新的暴力牢笼。

01. 被“审判-惩罚”框架禁锢的思考

现象级综艺《再见爱人4》曾引发围绕婚姻、性别权力关系的严肃讨论，初衷本是保护弱者、促进社会公平。但人们几乎默认，指出问题就等同于指责甚至羞辱：任何对麦琳行为问题的探讨，都被归入“围剿”；当意识到对麦琳的批判过于极端，舆论又纷纷转向指责其丈夫李行亮，以此对冲此前的偏差——仿佛问题不在于“围剿”本身，而在于未按“错误多少”分配围剿力度。

这种“按错分配围剿”的逻辑，让公共讨论最终沦为“比谁更该被攻击”的竞赛。以暴制暴不仅无法提供解决方案，更让本身脆弱的公共空间愈发易爆、坍缩。而这档综艺，更折射出舆论场中心理科普的“武器化”困境：当被网友讨厌的嘉宾被贴上“自恋型人格障碍”“边缘型人格障碍”的标签，这些心理学概念便不再是理解行为的视角，而是攻击的理由——仿佛贴上标签，这个人就不再值得共情与理解。

麦琳的遭遇便是如此：被认定为“自恋人格”时，她的眼泪都成了罪状；当舆论风向转向她，节目组公布其被亲生父母抛弃的创伤经历后，所有批评又瞬间变成“不人道”，李行亮则从“完美受害者”沦为“该为妻子抑郁负责的巨婴”。这些用心理疾病解释个体行为的讨论，看似是“理解人”，实则仍以个人好恶为标准，制造着虚假的二元对立：要么是受害者，要么是加害者；要么是“有病”，要么是“正常”。

当需要攻击“恶人”时，心理疾病就成了其施暴的借口（“他施暴是因为反社会”）；当需要袒护“自己人”时，心理创伤又成了免责金牌（“她撒谎是因为害怕再次被抛弃”）。看似心理科普提升了认知，实则人们只是借心理学标签，获得了攻击他人的“正当许可”。

更令人遗憾的是，当我们抽象地谈论心理疾病时，总能表现出包容与理解；可当涉及具体的人和事，心理学解释并不能减少人们对错误与伤害的指责——即便知道对方有心理疾病，该有的批判与惩罚也不会减少，反而会有人奔走相告“要警惕、远离这类人”。最终，心理障碍沦为了分割、驱逐、施暴他人的便利借口。

这让我深感困惑：对错误与伤害的指认、对心理问题的科普，究竟是促进了社会包容与改变，还是增加了攻击与歧视的武器？有人或许会说，若将个人问题置于社会结构中解读，便能减少对个体的攻击——可这又陷入了公共讨论的另一个瓶颈：在“审判-惩罚”为核心的逻辑里，人们无法正视不平等结构中个体的责任，尤其当犯错、施暴者本身处于弱势、被压迫地位时。

试想，若一位母亲长期殴打、辱骂儿子，主流分析框架总会先拆解她的困境：或许是“丧偶式育儿”的孤立无援，或许是重男轻女环境下的创伤传递……这些分析固然重要，照见了社会结构对她的伤害，但作为被压迫的弱者，她就无需承担个人责任吗？我们该如何面对她的错误与伤害？若承担责任就意味着被惩罚、被羞辱、被“社会性死亡”，那讨论责任的意义又何在？

可若不讨论这份责任，暴力只会延续——二十年后，这个被殴打的男孩，或许会成为对妻子、孩子施暴的人。可一旦谈论责任，又会有声音反驳：“你懂养育孩子的压力吗？”“为什么不谴责缺席的父亲？”更值得警惕的是，对女性错误的指认，还可能被解读为“厌女”；若用创伤、精神疾病为其暴力开脱，又会污名化心理疾病，传递“精神疾病无法治愈，暴力就无法停止”的错误认知。

这便是严肃社会议题讨论的困境：结构压迫与个人责任难以被同时正视——要么抛开社会结构，对个体肆意审判惩罚；要么抛开个人责任，用结构、代际、历史原因为错误甚至暴行开脱。而“疗愈”“成长”这类词汇，似乎只适用于受害者；面对加害者，公共讨论只关心如何让其付出惨痛代价，甚至希望其“彻底消失”，却从未探讨过加害者如何改变、如何成长。

这样的讨论，看似维护了表面的公平，实则既不完整，也不诚实。更重要的是，在“审判-惩罚”的框架下，我们看不到个人成长与社会结构革命性改变的可能——每个人都会犯错，若犯错就可能被严厉惩罚、驱逐，那么人们能做的，唯有小心翼翼地追随“正确”，扼杀“错误”。可若只能固守现有的“正确”，社会规范与结构又如何能实现真正的进步？暴力，从来都无法解决暴力。

若我们不知道如何用非暴力的方式面对错误，不知道如何将错误转化为成长的力量，便只会困在原地，被“正确”绑架，被痛苦裹挟。

02. 以痛为驱动的循环

那么，是什么让我们深陷“审判-惩罚”的框架无法自拔？答案，藏在我们日常生活中面对“错误”的惯性方式里。

不妨设想一个场景：你带着初中孩子、父母、伴侣出国旅游，家人已登机，工作人员却告知你，孩子的出国证件过期，当日无法登机——你和孩子只能先回家，而因托运行李挂在你名下，你的行李被退回，其中包含家人的衣物与日用品。飞机即将起飞，家人来不及重新托运，行李也无法随行。

此刻，先别急着思考解决方案，不妨留意自己的第一反应：脑海里冒出的第一句话是什么？身体有怎样的感受——胃痛、心跳加速，还是呼吸急促？你会想象，飞机上的家人会对你说什么？你又会对孩子说什么？若你是那个证件过期的初中生，你会有怎样的心情，又会听到家人怎样的话语？

再问问自己，下一步最想做的是什么：是冲着工作人员或家人发火，将怒气转嫁他人？是拼命向家人道歉，陷入无尽的自责？带着孩子回家后，你又会如何对待自己——是反复检讨，保证“以后一定检查十遍二十遍”？还是用“不吃饭”等方式惩罚自己，以此换取“心理平衡”？

再将视角转向飞机上的家人：在你的想象中，他们会在家庭群里如何议论你？是沉默的怒气、无休止的埋怨，还是短暂慌乱后，专注于“当下该如何安排”？

这个场景，源自几年前网上爆火的一篇帖子。博主“黑猫白袜子”作为旁观者，记录下了这件事的真实走向：“这样的事如果发生在我身上，我肯定会崩掉，我父母也一定会大发脾气。可飞机上那家人完全没有生气，只是打了个电话，让人回来拿行李并帮忙寄走，全程氛围都很松弛——就连那个初中生，也没有丝毫紧张。”

博主坦言，作为陌生人，她听到这件事时，瞬间胃痛、紧张、恶心，甚至差点想哭：“原来这个世界上，真的有这么松弛的家庭关系。”而我们如今常讨论的“松弛感”，正是源于这篇帖子。许多网友都与博主感同身受——若代入自己，他们定会陷入巨大的焦虑与自责，仿佛有排山倒海的骂声涌来，甚至会觉得“自己以后不配再出门旅游”。

这篇帖子的真实性或许存疑，但网友们的反应却无比真实——那是我们面对日常生活中“过失”的惯性脚本。帖子之所以引发热议，核心在于它让人们突然意识到：犯下错误或过失，不一定需要面对剧烈的批评与羞辱；解决问题之后，也不一定需要承受痛苦的惩罚，才能继续前行。

有意思的是，当时很多人将这家人的“松弛”，归结为“有钱有闲”——这背后，是人们对特权阶层的错误想象：若财富真能让人对过失宽容以待，那讲述豪门争斗的《继承之战》，就该拍成温情的《我爱我家》。这种想象，更折射出一种无奈：尤其是那些被生活压榨的打工人，宁愿相信“钱能带来宽容”，也不愿承认——世界上本就存在另一种面对错误的方式：以接纳为前提，以解决问题为核心，非惩罚、非暴力。

或许有人会反驳：“这家人之所以镇定，是因为他们付得起错误的代价；有些错误后果严重，严厉惩罚是必要的。”可回想我们的成长历程，有多少次被责骂、羞辱、暴力惩罚，是因为“无法挽回的严重错误”？是高考失利，还是每一次“没考好”的小测验？为什么“分数低”，就必须配套责骂与惩罚？真的是为了让我们下次考得更好吗？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惩罚并不能直接将知识“塞进”我们的脑子，它的本质，是利用羞耻与痛苦，逼迫我们服从。为了回避这种痛苦，我们不得不拼命刷题；可恐惧只会催生焦虑、紧绷与注意力涣散，于是我们又不得不采用更极端的方式约束自己。对我们的身体而言，真正的威胁从来不是试卷与分数，而是那些责骂与惩罚——只是惩罚我们的人，将“分数”与“痛苦”强行捆绑，告诉我们：“你此刻的痛苦，是因为你没考好，而非我在伤害你。”

考试，只是我们被训练成“犯错—审判—惩罚”脚本的一个缩影。日常生活与文化中，有无数隐形的标尺，划分着“对”与“错”；一旦越线，握有权力者便会动用权力，羞辱、惩罚我们——他们召唤我们的痛、利用我们的痛，借助人类对痛苦的本能畏惧与回避，换取我们的绝对服从。

我们必须看穿这一点：惩罚不产生真正的学习，它只制造服从；它不传递知识，只凭借痛苦逼迫我们妥协。很多人在这种秩序中，内化了一种错觉：只有痛，才算认真；只有更痛，才算公平。这正是我们一次次滑回“审判—惩罚”框架的根源——我们熟悉痛、害怕痛、利用痛，甚至沉迷于痛。

可若我们始终允许、甚至期待“痛”成为代价、成为控制的手段，便永远无法打破“审判—惩罚”的枷锁，更无法走出痛苦的无间地狱。

03. 用爱作为方法，解放痛的要挟

无论在社会议题还是个人生活中，要打破“审判—惩罚”的无处不在的框架，我们首先必须直面一个更深层的问题——痛。

我们需要叩问自己：我们如何被痛挟持？是谁在用痛要挟我们？在痛的要挟下，我们让自己、也让他人付出了什么？更要追问：这些痛，究竟是如何减轻、如何停止的——是因为被治愈，还是因为麻木？抑或是，它只是换了一种面孔，以另一种形式继续存在？

我们是否有可能，从被痛挟持的生活中彻底解放？我相信众生皆苦，但也相信，我们可以通过智慧的方法，减轻这份苦。在现代语境中，“苦”多被理解为日常感知的“痛”或“痛苦”，而“智慧的方法”，常被等同于理性、思辨与科学。这些固然重要，但今天，我想分享另一种方法——爱。

很多人听到“用爱减轻痛苦”，第一反应或许是：“又是老套的鸡汤。”我完全理解这种感受——在当下的严肃公共讨论中，“爱”早已被边缘化，被认为是情绪化、无实际作用的词汇。人们更愿意相信，面对个人痛苦与社会悲剧，需要的是公平正义、法律法规与科学理性，而非模糊、难以界定、无法控制的“爱”。

更何况，现代社会的一种共识似乎是：“爱”才是很多问题的根源——家长因爱控制孩子，男人因爱而得不到就施暴，粉丝因爱偶像而发动网暴。若爱既能带来温暖美好，也能催生谎言伤害；既能让人感到安全，也能让人陷入痛苦；既能开放自由，也能滋生自私占有，那我们如何确保，爱发挥的一定是积极作用？如何确定，积极的改变，是源于爱的哪一种面向？

因此，与其在“爱到底是不是好东西”的争论中打转，不如先往前推一步：我们谈论的，究竟是哪一种“爱”？它的边界、构成与影响机制，是什么？若爱的定义模糊不清，它便无法进入理性讨论，更无法转化为可实践的方法——无论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如何频繁地提及爱，一到严肃的理性分析中，这个词便会彻底失效。这种被我们寄予厚望、认为能“化腐朽为神奇”的力量，终究无法为现代人的困境，提供实质性的帮助。

但“爱”在严肃讨论中的缺席与失效，并非爱本身的问题，而是我们对爱的认知，被太多误解、太多偷换所裹挟。人们宁愿相信，爱与自私、痛苦、堕落、毁灭绑定，也不愿承认：很多人，其实并不知道什么是爱，更没有实践爱的能力。我们擅长谴责爱、警惕爱、拒绝爱，却不愿承认自己对爱的渴望与需求——在现代语境中，爱更常出现在被批判的位置上，若有人说“我渴望爱”“我要去爱”，甚至会被认为是羞耻、不可理喻的，堪比“上街裸奔”。

我曾经也深陷这样的困惑：以往我参与讨论的性别问题、亲子关系等议题，本质上都与爱紧密相关，但我所能做的，只是批判“以爱之名的伤害”，却不知道，在痛苦面前，是否应该召唤爱；更不知道，如何用爱，去弥补伤害、修复关系。

直到我读到了贝尔·胡克斯（bell hooks）的《关于爱的一切》，这本书对爱的清晰定义与深刻阐释，照亮了我心中的混沌，让爱从一个充满歧义与矛盾的词语，逐渐变成一个我可以辨认、真诚渴望，并愿意奔赴实践的理念。

那么，贝尔·胡克斯所说的爱，究竟是什么？她认为，当“爱”作为动词，而非名词时，才更有意义。她花了数年时间，为“爱”寻找一个有价值的定义，最终在精神病学家M·斯科特·派克的《少有人走的路》中，找到了答案。派克引用埃里希·弗洛姆的定义：“爱，是为了滋养自己或他人的心灵成长而扩展自我的意愿。”在此基础上，派克进一步补充：“爱是爱的行动，是意愿驱动的行为——它既是发自内心的意愿，也是付诸实践的行动。意志本身就意味着选择，所以，我们不是必须去爱，而是主动选择去爱。”

贝尔·胡克斯在弗洛姆与派克的理论基础上，撰写了多部关于爱的著作，深刻阐明了爱的理论与实践方法。她强调，爱，是一种有意识的选择，而非盲目的沉沦；是一种需要付出努力的行动，而非单纯强烈的情感或本能；更重要的是，爱是一股滋养心灵成长的磅礴力量，而非遮蔽、美化伤害的武器或借口。

贝尔·胡克斯进一步指出：实践这样的爱，绝非“温柔一点”“勇敢一点”那么简单。爱，需要我们持续练习关心、共情、认可、尊重、承诺与信任；需要我们建立更公平的关系，进行更诚实的交流。而这些能力，从来都不是凭空产生的“美德”，它们的获得，依赖于一种根本的东西——知识与觉察。

我们需要学会辨认，压迫如何运作，权力的滥用如何渗入亲密关系与社会制度，暴力如何伪装成善意；我们需要学会区分，公平与控制、真相与谎言、关爱与占有。换句话说，爱不仅是一组温暖的品质，更是一种需要刻意训练的能力；而知识，正是这种能力的支架——它帮助我们拆穿“以爱之名”的操控，阻止伤害被合理化，也让我们在现实困境中，仍能想象并实践更具建设性的回应方式。

“超越本能”，并不是要将情感、本能、欲望视为敌人；相反，是要承认它们的真实存在，承认它们的力量——但同时也要看清：本能本身，不足以保证善意的实现，更不足以推动成长的发生。很多以爱之名的控制、占有、羞辱与惩罚，恰恰是从那些未经反思的冲动、恐惧，以及习得的权力模式中滋生出来的。

我所说的“超越本能”，正是这个意思：我们需要体察自己的强烈情绪，面对紧张的人际关系，承认压迫性的社会结构，并学会将这种情况下的“自动反应”，转化为“有意识的选择”，将痛苦，转化为成长的力量。

而我策划这档节目，正是想与大家一同练习：借助跨学科的证据与思想，为“爱作为行动”，提供更具体的语言、方法与路径。我们准备了30集内容，希望借助不同领域科学家与学者的研究发现，补足、丰富我们理解世界、理解人际关系所需的工具——因为只有当我们看清，伤害是如何被生产、被包装、被传递的，我们才更有可能，真正地选择爱，并有能力，去实践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