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达佩斯中央市场▲
布达佩斯自由桥靠近佩斯的一侧，是我非常喜欢的角落。小小的街心广场旁，一座座瘦高的老建筑林立。站在路边，可以见到自由桥延伸而来的秀美弧线和半空中的电车轨，还能见到对岸错落的布达城堡山。
记得很多年前，我曾经坐在酒店房间的落地窗前，望向因灯光而绚丽的多瑙河。那时我很难想象，如此美丽的城市居然曾是一座大监狱。这是多么不幸，但一切又何等幸运，因为它终于拆毁了牢笼。
在这个大监狱里，禁锢曾无处不在，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是布达佩斯永久的伤痕。我的视线跨过多瑙河，望向对岸的国会大厦，一艘游船正在宽阔的河面上驶过，想必船上的人们都会对眼前的雄伟建筑表示惊叹，但他们并不知道，这里曾见证风云。1956年，匈牙利民众上街抗议时，开明政治家纳吉曾在国会大厦前许诺民众将争取民主。但一切在苏联军队的镇压前戛然而止，一连串民众流血事件后，纳吉被捕，并被处以残忍的绞刑。
那时，出生于耶路撒冷，但在布达佩斯成长的米克洛什·哈拉兹蒂才11岁。他是名副其实的二战后一代，于二战结束时的1945年出生。随父母回到布达佩斯后，他所面对的是一个相当奇怪并压抑的世界。他只能选择“萨米亚特”，也就是地下文学。他是匈牙利最重要的地下期刊《讲述者》的编辑，也是20世纪70年代匈牙利民主与自由出版运动的发起者之一。
对于1956年的事件，他当然不会像马洛伊等“前辈”那样有直观感受。这种情怀的缺失也许未必是坏事——抽离悲剧去看极权，也许能看到血腥背后的东西。对于抗争者来说，暴力和恐怖带来的惨痛固然能成为反抗的依托，但有时也会沦为一种单纯的报复。可是，如果不能看清极权的运作模式，就未必知道到底该如何反抗，如果不能洞悉极权本质，那么也许会陷入新的泥潭。
米克洛什·哈拉兹蒂的《天鹅绒监狱》一书，指向极权统治中极其重要甚至决不可少的一环——文化审查。1956年匈牙利事件后，卡达尔上台执政，为了稳定社会，采取了较为宽松的经济政策和文化政策，提出“谁不反对我们，就是和我们站在一起”，取代过去“谁不和我们站在一起，就是反对我们”的口号。
与其他东欧国家相比，匈牙利人拥有较多的创作自由，就连反对者也将当时的匈牙利称为“快乐的军营”。但再快乐的军营也是军营，当审查制度成为体制的一部分，文艺作品的发表前提不是水准而是国家许可时，作家就已失去了自由。正如哈拉兹蒂写道：“英国诗人约翰·弥尔顿天真地相信，完全的审查制度既不可取，也不可能实现……在与真理的斗争中，谎言是注定被打败的。审查制度是一枚‘徒劳且有缺陷’的武器，它的使用会反过来促进那些它原本着意防止的事物。这番流行了那么久的精彩高论，早已被二十世纪极权主义的雪崩扫荡干净了。”
如果仅仅是对审查制度的控诉甚至怒骂，那么我已读过太多，但哈拉兹蒂是独一无二的。他告诉人们，在经历过一段时间的简单粗暴后，东欧的文化审查制度开始出现变化，它并不是单纯地让反对者禁声，而是要让知识分子（甚至包括反对者）为我所用，让他们发出整齐划一的声音（有时也可以有点不整齐，以彰显观点的多元化）。某些抗争者并未看到这个事实，他们总认为审查制度是徒劳的，会激起逆反心理，甚至出现越禁止越流行的情况。在某个阶段或某些领域，这种现象当然存在，但它未必一直如此。在哈拉兹蒂撰写本书的70年代，审查制度也在“升级”，大监狱变成了“天鹅绒监狱”，新的审查制度不再简单粗暴，而是寻求与知识分子的“合作双赢”。
在哈拉兹蒂看来，这种新的审查模式更隐性且更危险。“传统审查制度是以创作者与审查官是天敌为前提，新的审查制度却努力消除了这种对立。艺术家和审查官作为官方文化的左膀右臂，携手一道、乐呵呵地勤恳耕耘艺术的大花园”。
权力导向下的各种合流屡见不鲜，审查制度所造成的只是其中一例。这些合流当然都很讽刺，毕竟“审查官们做梦也没有想到可以通过吹嘘为文化自由而战的斗争，来为自己的镇压行为正名”。
哈拉兹蒂希望能够展现审查制度背后的文化语境，希望一切不仅仅止于国家干预，更希望能揭示“所有合谋摧毁自主的真正艺术行为基础的情形”。天鹅绒在这里是一个十分恰当的比喻，它温暖舒适，让人有安全感，但本质却仍然是一座监狱。最终，“我们躺在天鹅绒上一起脸不红、心不跳的说谎，一起其乐融融的表演。这些谎言是新的黏合剂，让这本已脆弱的监狱更加牢固。”
当我漫步于佩斯街头时，时常感慨于它沧桑中的华丽，自由桥头的广场就是如此。即使是冷战期间，匈牙利也堪称东欧世界里的一片乐土，正是因为1956年匈牙利事件的残酷，所以统治者采取了大量弥补措施，希望以经济发展来掩盖极权带来的窒息，也希望人们可以在收入改善的状况下忘记曾经的惨痛。在某种意义上，他们实现了这一目标。
佩斯的中央市场非常著名，被列为游客必去景点。这是一个壮观的两层市场，是欧洲最大的市场之一，也是布达佩斯人最喜欢的市场。如今这里有琳琅满目的商品，肉类鱼类蔬菜瓜果一应俱全，即使是游客也不会空手而回，大可以买上一些享誉欧洲的匈牙利鹅肝罐头、辣椒粉和托考伊葡萄酒，还可以在二楼享用当地特色的lángos（脆皮油炸面团，上面撒上酸奶油和奶酪）。
作为布达佩斯最大也最古老的室内市场，它的建造构想来自于19世纪末的布达佩斯市长卡罗利·卡默迈尔。1896年退休的他，参加了中央市场1897年2月15日的开幕仪式。
早在19世纪60年代，就有人建议建造大型市场以推动布达佩斯的农贸产品供应，并提出对市场的规范化管理、批发网络等设想。到了19世纪90年代，市场的建设正式提上日程。
中央市场由建筑师萨姆·佩茨设计，大门采用新哥特式风格设计，内部采用钢架结构，挑高的屋顶装饰有色彩缤纷的瓷砖，四壁开有多个玻璃窗用于采光，阳光与彩色瓷砖的碰撞极具美感。它曾在二战中受损严重，二战后得以修复。据说，即使是在计划经济时代，即使是在东欧世界最为风雨飘摇之际，中央市场仍能提供足够的物质选择。这似乎是一个隐喻，揭示着极权的运作模式：通过物质主义麻醉民众，消解反抗情绪。而当经济出现崩溃，物质难以为继时，一切就会坍塌。
我甚至认为，布达佩斯的美丽都是一种隐喻，它曾是一个大监狱，却是一座美丽的天鹅绒监狱，审查制度是监狱中的一环。
将“天鹅绒”与“监狱”联系在一起的哈拉兹蒂，本已与别不同，更可贵的是，他进而揭示了更深层次的一面：知识分子自我设限，将自己的内心变成一座天鹅绒监狱。
也就是说，审查制度会潜移默化，转变为每个人的自我审查。当人们习惯于自我审查时，所有的文艺标准都会退后，让位于“政治正确”。此时，禁锢知识分子的已经不再是极权统治者，而是他们自己。在进行创作时，他们会自己设置一条标准，绕开那些会触怒统治者的领域，甚至美其名曰“曲线救国”。
自我审查的危害其实更大，前南斯拉夫作家契斯就曾这样写道：“自我审查意味着要用他人的眼光来阅读自己的文字，这使你成为自己的法官。你变得比任何人更严格、更怀疑，因为你作为作者，知道审查员不能发现的东西——你那些最隐秘的、没有说出来的思想，你感觉你仍能从字里行间读出。”
在这种状况下，知识分子们往往一边痛骂审查制度，一边习惯于自我检查甚至自我阉割；他们认为自己是受害者，但其实也是受益者；他们不满于审查制度的种种限制，但热衷于填写各种表格，申报国家资助的项目和奖励。当他们将自己的利益与极权捆绑时，自然就遭遇了控制，成为了“被包养”者，享受各种特权，哪怕以往只是个边缘人物，也能摇身一变为权力精英。
人们还会主动阻止一切有碍于审查的事情发生。哈拉兹蒂在书中写道，20世纪70年代，匈牙利当局一度打算进行文化改革，计划将缺乏“教育意义”的流行艺术推向市场，但知识分子们纷纷反对。在他们看来，市场化是一种巨大威胁，会影响他们依托体制得到的崇高地位，损害他们被包养的利益。
对市场化的恐惧，是前东欧国家既得利益者的普遍心态，他们显然更喜欢大锅饭。中央市场也遭遇过市场化危机。1991年，中央市场在市场化大潮下一度破产，几年后才在修复后重新开放。但市场化才是真正正确的道路，1999年，它以出色的改造获得FIABCI（世界不动产联盟）卓越奖，并以兼具商业和历史的魅力，逐渐成为布达佩斯最重要的景点之一。
对于匈牙利人来说，他们身处的社会早已与中央市场一样迎来新生。在审查制度下妥协甚至合作的知识分子们，在宽松经济政策前安于现状的人们，都需要反思。反思也不应仅仅局限于暴政，同样需要审视那些曾经的自我审查，看看自己在那个年代里，是不是忽视了一个原本简单的道理：艺术从不拘泥于自由。
如果没有反思，一切都有可能重来，近年来的倒退就是一个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