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股上市银行大多是国内银行业的“优等生”，业绩稳健、估值合理、资产质量扎实。相比之下，仅于H股上市的境内区域性银行，整体经营处境截然不同，部分机构甚至深陷经营困局、退市危机，锦州银行、盛京银行便是典型案例。
优质银行的稳健各有相似之处，而经营失速的银行，各有各的深层症结。锦州银行、盛京银行的衰落，核心源于所在区域经济的持续塌陷。但坐拥广东全国顶尖的经济腹地、扎根广州核心商圈的广州农商行，却走出了一条逆势下行的曲线。身处沃土却连年歉收，其经营困境的根源，远比区域周期更值得深究。
01 规模膨胀、利润腰斩，股价持续下探
自2017年6月登陆港交所以来，广州农商行的股价始终处于震荡下行通道，估值持续缩水。当前市净率仅0.25倍，处于银行业极低水平；市盈率经历了先压缩、后走阔的异常周期，资本市场的持续看空，本质是对公司基本面恶化的直接定价。
作为广州市国资控股的核心区域性银行，广州农商行本应依托大湾区经济红利稳步增长，但其业绩走势完全背离区域经济趋势。2019年至2025年，公司总资产从8641.54亿元扩张至1.38万亿元，六年增幅达59.69%，资产规模持续扩容，体量稳居万亿梯队。
与规模扩张形成极致反差的是利润大幅崩塌。同期，公司净利润从75.2亿元骤降至20.81亿元，六年净利润降幅高达72.32%。2020年成为公司发展的关键分水岭，自此开启规模虚增、业绩腰斩的失衡发展模式。
02 资产质量陷入“边清边冒”恶性循环
截至2025年末，广州农商行1.38万亿总资产中，贷款规模6800亿元，占比51%；金融投资类资产占比30%，剩余部分为央行存放、同业资产等标准化资产。资产结构看似均衡，但盈利与风险指标全面走弱。
息差层面，2025年公司净息差仅1.08%，同比再降3个基点，较全国银行业1.42%的平均水平低34个基点，行业竞争力薄弱。拆分来看，公司生息资产平均收益率2.76%，在A股上市银行中处于中下游，显著低于股份行与同类农商行；计息负债平均成本率1.73%，虽优于部分城商行、股份行，但高于国有大行、招行、邮储等头部机构。贷款收益率偏低，是公司息差承压、盈利薄弱的核心短板。
资产质量层面，公司风险隐患远高于账面数据。2025年末账面不良贷款率1.86%，较行业平均水平高出36个基点，已处于偏高区间；而最核心的风险信号来自关注类贷款，2022年公司关注率一度飙升至7.71%，即便持续压降，2025年末仍高达6.49%，远超银行业2.18%的整体水平。高企的关注类贷款，意味着银行潜藏大量潜在不良风险，且公司未披露贷款迁徙率数据，风险透明度不足。
从贷款结构来看，公司资产质量呈现对公改善、零售崩塌的极端分化格局。对公贷款不良率从2022年的2.7%稳步降至2025年的1.2%，风险持续出清；但个人贷款不良率逆势飙升，从2022年的1.64%大幅攀升至4.12%，成为当前最大的风险源头。
为修饰账面资产质量，广州农商行开启了大规模不良资产处置模式。过去三年，公司连续大额转让不良资产包，累计转让债权总额480.12亿元，占2025年贷款总额的6.81%，资产包整体折价率约65%。大额处置虽短期优化报表，但暗藏合规与风险隐患。
以2025年11月处置的资产包为例，其中逾期90天以上债权占比19.39%，但账面不良占比仅17.85%。按照监管规定，逾期90天以上贷款必须全额划入不良资产，二者数据倒挂，直接印证公司贷款风险分类审慎性不足，存在隐匿不良、美化报表的嫌疑。
与此同时，公司重组贷款规模持续走高。2023年7月新版资产风险分类规则落地后，重组贷款从“至少次级类”调整为“至少关注类”，分类标准放宽。借助规则调整，公司2025年重组贷款余额较2022年增加近80亿元，占比提升1.66个百分点。重组贷款本身劣变概率更高，大幅增长进一步埋下长期风险。
多重操作之下，公司风险抵补能力持续弱化。不良贷款拨备覆盖率从上年184.34%降至2025年的161.85%，风险缓冲空间持续收窄。整体来看，广州农商行始终无法摆脱“处置存量不良、新增风险随即爆发”的恶性循环，核心根源是客户结构、风控体系未实现根本性优化。而近年利润持续下滑，除行业息差收窄的共性因素外，资产持续劣变带来的大额信用减值损失，是业绩崩塌的最核心原因。
03 人祸叠加战略失误，内控与发展双重塌方
坐拥大湾区沃土却经营溃败，表层是资产质量问题，深层是人事动荡、内控失效、战略失准的三重致命伤，属于典型的“人祸式经营困境”。
2019年以来，广州农商行原董事长、行长、副行长等一众核心管理层先后被查，均涉及腐败问题，彻底暴露银行内部治理的深层漏洞。管理层动荡带来的伤害，远不止贪腐本身，更是对资产投放、风控体系、企业声誉、长期战略的系统性摧毁，催生了多起离谱的巨额坏账事件。
典型案例层出不穷。银行曾向上市公司鸿达兴业大股东发放超11亿元股票质押贷款，后续标的股价暴跌、贷款违约。银行最终以每股3.43元的高价抵债，而彼时二级市场市价仅2.84元。后续鸿达兴业退市，股权价值近乎归零，超11亿元信贷资金彻底损失。
原管理层任内，银行还向雪松控股发放70亿元抵押贷款，后续雪松控股涉嫌集资诈骗被立案，该笔巨额贷款彻底沦为坏账。除此之外，银行还卷入河南新财富集团非法集资大案。本该严守风控、把控风险的核心管理层，反而沦为外部资本围猎的对象，内控机制近乎完全失效。
除内部治理失效外，公司长期战略的两大致命失误，进一步放大了经营风险。
第一是异地布局“广撒网、无聚焦”，违背区域银行核心逻辑。作为扎根广东的区域性银行，广州农商行本应深耕大湾区核心市场，但其控股的村镇银行遍布湖南、河南、四川、山东等八大省外区域，且大多落地非省会、非核心城市，布局分散、管理链条冗长、管控难度极大，完全偏离同业机构“聚焦本土、深耕核心”的稳健战略。后期公司虽通过“村改支”、对外转让等方式收缩布局、止血止损，但历史风险已难以彻底出清。
第二是信贷投放缺乏周期预判，激进扩张后被动买单。行业周期研判失误，让公司踩中多重行业雷区。2019年末，公司房地产贷款占比高达20.95%，恰逢地产行业下行拐点，2020年相关不良率大幅飙升。后续公司虽累计压降房地产贷款204.28亿元，但主要依靠大额资产包转让出清，仅2024年处置的资产包中，绝大部分为地产类不良资产，直接造成数十亿元资产损失。
行业投放结构失衡问题同样突出。近年公司持续加码租赁商务服务、制造业、建筑业、居民服务四大行业，2025年较2019年分别新增投放596.05亿元、130.12亿元、126.33亿元、126.45亿元。除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外，其余三大行业均出现“信贷持续投放、不良同步抬头”的问题。同时，以按揭、经营贷为主的个人贷款规模逐年增长，在就业波动、经济承压的背景下风险集中暴露，个贷不良率从2019年1.24%飙升至4.12%。
2021年新管理层上任后，公司先后推出“资产质量年”“合规建设年”“效益提升年”等整改口号，但落地效果微乎其微。公司收入结构极度单一，过度依赖传统存贷利差业务，在行业息差持续收窄的大趋势下，毫无转型突破；同时信贷投放持续向高风险领域倾斜，风险管控形同虚设，经营困局持续固化。
04 个体困局，亦是区域银行行业缩影
广州农商行的歉收式发展，并非个例，而是当下国内区域性银行的行业缩影。息差持续探底、不良资产高企、被动甩卖风险资产、业务转型乏力，是众多区域银行的共同困境。这其中，既有利率市场化、宏观经济转型、监管趋严的行业共性压力，也有各家银行自身战略失准、内控失效的个性化问题。
从盛京银行退市、郑州银行连年亏损，到紫金银行业绩失速，国内区域性银行正在经历一轮残酷的周期出清。行业发展逻辑彻底迭代，银行价值不再取决于短期规模扩张速度，而是穿越经济周期的经营韧性，这种韧性依托于健康的资产负债表、差异化的核心竞争力、审慎长效的风险文化。
坐拥广东、大湾区这一全国最富庶的经济沃土，享受着顶级的区域资源与市场红利，广州农商行却交出了一份规模虚胖、利润腰斩、风险高企、治理失序的惨淡答卷。沃土之上连年歉收，不仅是一家银行的经营悲剧，更值得整个区域银行业深刻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