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存在“斩杀线”吗？

日期：2026-01-07 21:32:33 / 人气：12

当“斩杀线”这一源自游戏的术语，被用来形容普通家庭在经济风险前的无力感时，它击中的不仅是网络情绪，更是现代人对“从体面生活坠落”的深层焦虑。在香港这座光鲜的国际都会街头，从拾荒长者到负资产中产，从困于劏房的在职青年到被污名化的贫困社区，一种普遍的生存不安全感，正穿透繁华表象蔓延开来。

本文试图穿透“贫困线”的统计表象，直指香港社会中一条隐形的“社会性斩杀线”。其核心并非单一的收入不足，而是在高昂生活成本、单一产业结构与尚不完善的社会保障网共同作用下，个体尊严、生活安全与发展机会所面临的系统性风险。无论是老年贫困的固化、中产阶层的滑落焦虑，还是青年群体向上流动的无力感，都共同指向一个核心命题：经济增长成果如何更公平地惠及每一位市民，社会保障制度如何真正筑牢“托底”防线。

当“安居乐业”与“安享晚年”成为许多人的期盼而非保障时，我们不得不追问：一个社会的韧性，究竟取决于闪亮的地标数量，还是为脆弱成员搭建的安全港质量？在追求效率与竞争力的同时，如何构筑免于“跌落恐惧”的包容性社会，或许是香港及更多城市下一阶段必须作答的核心考题。

引言：“斩杀线”背后的社会焦虑与保障拷问

近期，“斩杀线”一词引发广泛讨论。这一隐喻性概念，最初被用来反映美国普通人尤其是中产阶级面对经济社会困境时的脆弱性——它是一条看不见的阈值，一旦个体收入或社会地位跌破此线，便可能遭遇失业、债务危机、住房被拍卖等不可逆转的负面后果，最终滑向无家可归的境地。

“斩杀线”的走红，本质是情绪化舆情对生存恐惧的投射，更为我们洞察社会心态提供了切入点。从深层概念分析，探讨“斩杀线”不仅是审视贫困线的划定，更要追问一个社会的保障制度，能在多大程度上为个体抵御风险、兜底托举。

从“斩杀线”看香港贫困问题的多重面向

若以“系统性风险阈值”的视角理解“斩杀线”，便会发现香港的贫困问题并非单一维度，而是渗透在不同群体的生存境遇中，呈现出复杂而严峻的图景。

（一）老年贫穷：街头拾荒者与高龄露宿者的困境

行走在香港街头，推着小车拾捡纸板的高龄老人、蜷缩在桥下与公园长椅上的露宿者，已成为无法忽视的日常景象。这并非个例，而是老年贫困的具象写照。数据显示，香港露宿者人数自疫情后显著攀升，从2010年的约400人激增至高峰时的逾1500人，当前仍维持在1400人左右，且呈现鲜明的高龄化特征——50岁及以上群体成为主体，其中51至70岁人士占比超60%。

这一现象背后，是香港急速扩大的贫富差距。乐施会数据显示，2019年至2023年间，香港贫富差距从34.3倍骤增至57.7倍；同期，收入最低家庭实际收入下降34.3%，而最高收入家庭收入增长10.5%，全港超136万人处于收入贫困状态。其中，老年群体尤为脆弱，65岁及以上非经济活跃贫困长者已超51万人，较2019年增长逾三成，独居长者和双老家庭的收入水平更是令人堪忧。

老年贫困往往伴随连锁危机，饥饿、医疗延误、养老院轮候时间过长、心理问题及自杀率上升等问题相互交织。其成因复杂多元：强积金覆盖不全，仅惠及约三分之二就业人口，家庭主妇、残疾病患等无正式工作者被排除在外，且投资风险由个人承担，仅覆盖养老部分，不包含医疗、失业、住房等福利；高龄津贴与综援金额不足，在高物价、高租金环境下难以覆盖基本开支；人口老龄化加速导致劳动人口萎缩、抚养比失衡，高龄就业歧视与通胀进一步挤压生活预算，加之传统家庭赡养模式瓦解、独居率上升，多重压力将老年群体推向生存边缘。

香港并无全民养老金，养老呈现高度个人化与市场化特征。2015年学者们发起的“全民养老金”倡议未能落地，现有福利如2025年起调整为4250港元的“长者生活津贴”、1640港元的“高龄津贴”，均需符合收入和资产限额且主动申请，仅能保障最基本生存；综援虽面向无经济收入能力群体，但与长者津贴不可同时领取，对无房产、失业的单身老龄群体而言，根本无法同时覆盖房租、食品与医疗开支，部分人只能选择露宿以节省费用。即便有工作意愿的长者，也多只能从事保安、清洁等低技术、高体力岗位，面临体力不支与社会偏见的双重阻碍，部分失业长者只能靠拾荒赚取微薄饭钱。

（二）中产脆弱性：阶层滑落的焦虑与危机

香港中产阶级曾是经济增长的核心受益者，如今却深陷经济压力与阶层滑落的焦虑之中。香港长期奉行“积极不干预”政策，形成了90%以上依赖服务业的单一产业结构，行业内部分化严重——高端服务业倾向吸纳高技能人才，大量劳动力只能涌入流通性、生活性服务业，薪资增长持续乏力。同时，阶层固化加剧导致向上流动通道收窄，中产群体缺乏产业多元带来的发展空间与收入保障。

高杠杆买房成为中产阶层跌落的直接导火索。不少中产在楼市高位入场后，遭遇房价持续下跌，房产沦为负资产，不仅要承担高额月供，还可能面临银行要求补充首付的压力，叠加教育、医疗、外佣等刚性开支，极易陷入现金流断裂危机。经济下行期行业收缩引发的薪资停滞、失业，以及盲目投资创业、陷入理财骗局导致的资产缩水，进一步加速了中产的滑落。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2003年SARS、2008年金融海啸、2019年社会事件与新冠疫情等宏观冲击，更是引发大规模裁员、资产价格暴跌，让中产家庭成批陷入困境，其经济困境不仅影响生活品质，更对香港本地消费与整体社会心态造成冲击。

香港社会对“中产”的定义并无共识，政府也无官方界定，或许从财务与生活安全感角度更易理解这一群体。管理学家大前研一的“三问测试”颇具参考意义：是否因房贷压力不敢购房？是否因经济顾虑不敢结婚生育？是否为子女教育费用深感焦虑？只要有一个答案为是，便意味着告别了传统中产的安稳状态。

经济下行背景下，“中产”标签背后早已暗藏滑落焦虑。房价、教育、医疗等核心支出持续攀升，让中产家庭的稳定性极度脆弱，“中产”也逐渐与“高负债”“高压力”绑定。学者吕大乐指出，香港中产比重约为20%-30%，但不少收入达标者并不认可自己的中产身份，反映出未来安全感的极度匮乏。即便收入较高的中产，也担忧退休保障不足，这种不安全感蔓延至整个社会，直接导致香港生育意愿持续下降。

（三）被忽视的“在职贫穷”与“青年贫穷”

2021年起，香港取消“贫困线”统计，推行“精准扶贫”政策，重点关注长者户、劏房户、单亲户三类群体，覆盖约95万人。但这一标准收窄了贫困人口范围，“无家者”“在职贫穷”“贫困青年”等群体被排除在外，其困境逐渐被忽视。

“在职贫穷家庭”指家庭至少有一名成员就业，但总收入仍低于贫困线的现象，这一群体打破了“努力工作就能脱贫”的固有认知，多与从事低工资、低技能工作相关。乐施会2024年数据显示，香港在职贫困人口约20万人，半数为全职工作者，近六成从事非技术性及销售、服务类工作，其中相当一部分是青年群体。2017年扶贫委员会调研发现，贫困青年中多数为18-24岁学生，在职青年贫困率相对最低，但这一群体的隐性困境仍不容忽视。

香港青年受教育程度持续提升，但高物价、高租金让部分高学历青年仍自感贫穷。2022年岭南大学调查显示，近四成受访青年自认为贫穷，多数拥有学士学位或副学士学位，但收入普遍低于香港收入中位数。学者叶兆辉指出，香港不同行业工资涨幅分化显著，高级专业与管理岗位收入增长最快，非技术劳动收入则呈负增长，青年群体内部行业收入差距悬殊，向上流动机会大幅减少。

住房成本是青年群体的核心负担，小户型私楼的楼价与租金涨幅远超高学历毕业生收入增长速度。许多青年渴望独立居住，却因高昂租金被迫与家人同住，生存压力与发展焦虑相互叠加，消磨着青年群体的奋斗动力。

（四）贫困羞辱与社会心态的恶化

香港普遍存在的贫困羞辱现象，进一步加剧了贫困群体的困境。这种羞辱不仅体现为对低收入群体的偏见与歧视，更表现为社会对经济困境者的无情评判与嘲讽——曾风光无限的艺人因负债露宿被媒体大肆报道，加深了公众对贫困的刻板印象与耻辱感，让经济困难者在寻求帮助时心生羞愧、犹豫不前，陷入更深的社会孤立。

部分贫困聚集街区也遭遇污名化，深水埗、元朗、天水围等区域被贴上“贫困”“低收入”标签，居住在劏房等狭小恶劣空间的低收入家庭，更被外界视为社会底层的象征。研究显示，香港自杀率较高的区域与贫困聚集区存在一定关联，而香港地理空间有限，贫富往往仅一街之隔，这种鲜明对比直观放大了社会整体的生存焦虑。

学者郑永年曾指出，健康壮大的中产阶层是社会稳定的基石，而社会稳定又与健康的社会心态息息相关。中产焦虑、底层贫困引发的心理问题，正持续恶化香港的社会心态。团结香港基金2022年数据显示，近半数香港居民有抑郁症状，约每5人中就有1人经历心理健康问题，儿童与青少年的心理健康风险尤为突出。学业与前途引发的焦虑、抑郁情绪普遍存在，个别自杀案例令人痛心，也折射出社会心态的脆弱。

结语：筑牢社会安全网，抵御“系统性斩杀”风险

贫困问题的讨论维度广阔，本文并非追求面面俱到，而是聚焦“斩杀线”视角下香港的经济压力与社会心态。作为中西文化交融的东亚社会，香港经历个体化进程后，一向强调个体养老责任，崇尚奋斗精神，推崇“安享晚年”的生活理想。但在产业结构、人口老龄化、分配制度与福利保障等结构性因素的共同作用下，香港正面临老年贫困凸显、中产滑落、青年在职贫穷等多重挑战，民生压力与生存隐忧日益凸显。

香港贫困人口在社会保障体系下尚能维持温饱，但无论是曾经的“贫困线”统计，还是如今的“精准扶贫”政策，都存在明显局限性。贫困引发的身体健康受损、污名化与心理危机，可视为一种“生活性斩杀”，滋生的焦虑与悲观情绪，不利于社会长远健康发展。“斩杀线”虽为模糊概念，却精准触发并表达了民众的不安，反映出社会对“安居乐业”“安享晚年”的普遍期盼。

香港虽未出现美国式大规模无家可归危机，但一条关乎尊严、安全与发展机会的“社会性斩杀线”已然浮现。其背后，是产业结构变迁、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财富分配模式失衡等深层制度性问题。在经济增长放缓、贫富分化加剧的背景下，香港唯有构筑更具韧性的社会安全网，才能抵御个体与家庭面临的“系统性斩杀”风险，守护社会发展的底线与未来。

作者：盛煌娱乐